專題
盧楠   口述┃閻云翔(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2019-10-01    第548期

人類學者閻云翔:回歸家庭的新家庭主義崛起

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締造了新型的、工具性更強的人際關系,但這種個體化并不全然以“我為我而活”的形式呈現,當更多的責任與風險紛至沓來,回歸家庭成了一種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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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云翔上世紀80年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他的導師凱博文(Arthur Kleiman)曾對他開玩笑說:“云翔,請你不要再寫下岬村了,但是你要不斷地回去。”

1971年,17歲的閻云翔拿著2角錢的站臺票,從老家山東省德州市臨邑縣偷偷登上北上的列車。幾番輾轉躲藏之后,他被位于黑龍江省會哈爾濱以南50公里處的下岬村接納。在此后的8年中,他務農,考民辦教師、代課教師而不得,并因為沒錢為村中的婚喪嫁娶活動隨禮而羞愧。

正如黃村之于林耀華、鳳凰村之于葛學溥,在下岬村的特殊經歷,成為閻云翔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的線索以及他的著作《禮物的流動》《私人生活的變革》所探討的核心命題的來源。從1989年起,不斷重返下岬村亦成為貫穿其學術生涯的行動。

從閻云翔論文集《中國社會的個體化》(2009)出版至今,中國農村被經濟騰飛與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裹挾,持續經歷巨變。從“城市融不進,老家回不去”的農民工到以土味、雷人視頻強勢占領短視頻平臺的“農村網紅”;從時常見諸社會新聞報道的“天價彩禮”“光棍村”到許多返鄉筆記結尾處的“農村凋敝”感嘆,傳媒中可見的農村圖景日益復雜。顯然,農村已不再是遺世獨立的、“世外桃源”般的所在。

閻云翔依然保持隔年訪問一次下岬村的習慣,但他漸漸將觀察國人生活方式的視角由農村擴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他發現,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締造了新型的、工具性更強的人際關系,但這種個體化并不全然以“我為我而活”的形式呈現,當更多的責任與風險紛至沓來,回歸家庭成了一種新趨勢。 

以下為閻云翔的口述。

前段時間,我看了一部叫做《小歡喜》的電視劇。它是圍繞三個家庭展開的,其中有個角色是北京某區副區長季勝利,為了照顧生病的妻子,他選擇回歸家庭,強烈要求退居二線工作。最后,妻子的病好了,他還得到了升遷。越過如此皆大歡喜的結局,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以家庭為重成為國家層面肯定的價值觀。

劇中,季勝利的兒子說:“我的愿望就是我們一家人可以永遠在一起。”在當下許多年輕人看來,無論面對什么挑戰、付出什么代價,“不分開”都是不可妥協的底線。

個體與家庭:從“反家庭主義”到“新家庭主義”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推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當中,“傳統大家庭”屬于重點改造對象。與此同時,集體主義價值觀倡導遇到事業和家庭的沖突時應該毫不猶豫放棄家庭,舍小家保大家。于是,我們會發現那時以干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體制精英夫妻分居率特別高。對于他們而言,長期身處異地或者不和自己的子女待在一起,并不是個問題。

過去10到15年中,我對自己提出的一些結論作出重要修正,便與這個有趣的現象有所關聯。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中,我提到了個體的崛起,包括個體主觀意識和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欲望的合法化、自我發展在人生中被賦予越來越高的比重,以及年輕一代有越來越強的表達個性和愿望的沖動,等等。

但事實上, “我為我而活”“我即我存在的目的”“我必須以自己選擇的道路生活”式個體主義同中國的文化土壤及現實存在沖突。具體而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通過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將更多責任放在了個體身上。當人民公社與單位體制瓦解,建立在其基礎上的種種福利和保障在市場經濟語境下逐漸消失,自我發展、自我實現與不可預測的風險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甚至在獨自應對挑戰、承擔責任方面,還帶有一些不可選擇的、強制性的“一刀切”意味。

這也涉及我作出的另一個修正。以前談論中國家庭生活的變化的時候,我提到了父權被削弱,大家族開始讓位于小家庭,夫妻的自主性、獨立性日益凸顯,這些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表現得非常充分。然而,當個體必須以一己之力探索由陌生人組成的、充滿不確定因素的社會時,家庭反而成為最可靠的資源、最值得信任的保險機制,重要性急劇攀升。

無論是城市青年動用父母資源或財產找工作、買房,還是通過考學、讀書改變命運的農村青年為了贍養家人,不得不選擇穩定性高而非有助于自我實現的工作,我們多少都能看見代際依附的緊密化。但這種從“反家庭主義”到“新家庭主義”的轉變,其實是整個現代社會的特點。在強調思想獨立、選擇自由的同時,越發精細的勞動分工、越發縱深的發展恰恰決定了個體不可能從真正意義上獨立,因為其衣食住行的任何細節都由別人提供,正如掃除實現理想的障礙需要多方面的幫助。

于是,獨立和自由的背后,其實糾纏著相當復雜的支持網絡:來自農村的父母傾其所有供子女讀書,是為了讓他們改善人生境遇,找到好工作;兼具理想與能力的子女走上工作崗位之后發現,要想在城市擁有一份不錯的事業,他們擁有的資源遠遠不夠,只能求助父母,通過兩代人的共同努力維持基本指標。從情感意義而言,父母對子女的依賴也在增強,這就是為什么“空巢”會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總而言之,當所有人都想實現自己定義的理想生活狀態,就會愈加清晰地感受到手頭資源的缺乏,不斷爭取資源并求助的過程中,就愈加不能獨立,如此循環往復。

現在要判斷一個人發展得成不成功,你可以看看他辦事、擺酒的時候請了多少沒有親屬關系的客人

只有弄清以上的基本問題,我們才能將目光轉向農村,因為農村的變化和中國社會的這種宏觀變化是無法割裂的。公眾傾向于認為這70年來中國私人生活的起點是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而我則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一書中指出,個體化是個連續性的過程。

換言之,個體化事實上發軔于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集體化時期,后者的重點在于將個體從傳統的社會組織中解放出來,這個“破”的過程是在文化和政策層面上全面展開的。在這之后,女性與青年的話語權不斷提升,這些都可以看作推進個體化的有利因素。

說到底,國家推進社會改造的目的,就是把個體先變成各種集體的成員,即把他們從千千萬萬個親緣組織、家庭組織中拿出來,重新嵌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框架。當這一步完成之后,國家又通過經濟改革從個體生活中逐漸撤離,降低了集體對個體的那種既是束縛又是保障的影響,個體就獲得了更多人生選擇方面的自由空間。從這個意義講,新中國成立,前30年和后40年對于促進個體化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

不過在后40年當中,我們還發現與這一進程相關的新型人際關系現象。以農村為例,可能有“天價彩禮”,或者擁有一定權勢的人通過婚喪嫁娶甚至擺“無事酒”斂財。這分別是家庭內部和公共生活中的典型例子。

彩禮的高漲我以前解釋過,實際上是代際之間財產轉移的一種形式,即年輕一代通過結婚提前支取他們認為應該從父母那里繼承的家產。但到了現在,這種提前支取愈演愈烈,變成一種代際剝削,年輕一代盡可能掏空父母的錢包。父母為籌備年輕一代的婚禮,甚至可能欠下債務。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方面,從集體中獨立出來的年輕人越發熟知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爭取自身發展的各種有益條件(但他們往往忘記尊重他人與自身對等的權利,也忘記承擔相應的義務)。除非是在特別窮苦的情況下必須留一筆錢為家里的男孩娶媳婦,新娘的父母很少截留彩禮,那么彩禮事實上就成了新娘的私房錢,或者說小兩口的安家費,這使得新娘在要彩禮時特別有動力。另一方面,彩禮還具備父母情感投資的色彩,等于說那種無條件的孝順文化崩塌以后,代際之間能不能保持良好的人情關系成為父母能否獲得養老保障的條件之一,子女也會因此而自我說服:“反正你們將來也得靠我們養,現在多要點兒是應該的。” 

而擺酒的實質,則是“過去送出的禮物要找到合適的方式收回”,譬如你可以通過給父母祝壽,把之前參加別人婚禮的份子錢要回來。在一個流動性比較低的村子,大家在隨禮方面心中都有一桿秤,因而可以維持相對的平衡,唯一吃虧的可能只是那些沒有小孩或人口比較少的家庭。但當這種共同體因為城鄉流動的增加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當許多人搬走并不再回來,辦事、擺酒、收禮就成了越來越工具化的理性行為。而在權勢加持的情況下,積極隨禮會被認為辦事聰明,不隨禮則意味著將來會遭到報復或被邊緣化(至少很多老百姓認為有這種可能性),這就使得酒席成為權力擁有者斂財的手段。

在傳統文化中,每個人的人際關系網絡基本上是穩定的,就是以家庭和親屬關系為基礎,不會增長多少。但是在一個市場化的社會中,人際關系網絡的擴張成為一種有意識的追求,因為這意味著社會資本的增加,可供“薅羊毛”的對象選擇越來越廣泛。所以現在要判斷一個人發展得成不成功,你可以看看他辦事、擺酒的時候請了多少沒有親屬關系的客人。

總而言之,“天價彩禮”“擺酒斂財”雖屬于毫不相關的范疇,但我們能從中得到一個普遍性的結論,即改革開放40年以來,人情文化、人際關系網絡仍然非常重要。在改革開放初期,不少學者曾經假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隨著個體進入流動狀態,有機會和更多陌生人接觸,人情文化、人際關系網絡的重要性會降低。現在證明這個預測是錯的,所以很有意思。

“農村凋敝”有煽情色彩,而“融不進,回不去”對于所有移民而言都是一致的

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正在通過短視頻網站成為“網紅”。這一通過自媒體毫無門檻地表達自我的顛覆性變化,是這三五年值得關注的現象。它究竟會對農村社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目前沒資格評論,因為我不確定在沒有利益驅動的情況下,還有多少人愿意以出位的方式表達自我;而那些土味、雷人的表達,究竟有多大部分是內心的真實寫照,而非出于吸引眼球、獲取流量的動機?

不過“農村網紅”的存在至少證明了一點——當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每個人自我表達的愿望都會得到實現。因為技術縮小了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異,也將曾經不知道彼此存在但處于相同生活狀態、擁有相同想法和審美的人聯系在一起。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你大可嘲笑農村“網紅”拙劣、低級、不擇手段,但你無法否認自己和他們擁有如出一轍的表達欲。

與此同時,“農村網紅”所帶來的“城鄉結合部審美”也引發了廣泛的議論。有人覺得這意味著帶有主體意識的亞文化的崛起,也有人覺得這不過是對城市文化的不成功模仿。我將它看作城鄉差別,或者說所謂“城鄉高下心態”的一個體現。這背后自然有戶籍制度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現代化進程確實是以城市化的形式表現的,這就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多少都被追趕心態籠罩,并在各個層級上體現出來。我們能看到的是農村青年模仿城市青年、小城市向往大城市,那么大城市向往什么?還記得90年代的時候動不動就說看我們這兒建了多少高樓,越來越像香港了,其實香港也不過是“水泥森林”吧,但“國際化大都市”所具有的范本意義還是不一樣的。

然而追趕也好,競爭也罷,你會發現實現發展的渠道越來越雷同,有關美好生活的想象越來越扁平,變成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只有一條路可走。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是單向度的,社會資源和勞動力越發向城市集中。于是我們不時聽到“農村空心化加劇”“城市會在未來徹底吸納農村”的聲音,前些年接受采訪時,也有記者提到,很多非虛構作品也好,返鄉筆記也好,都在惋惜“農村凋敝”。

我的判斷是,先看看這些文字出自誰之手,答案是城市人,或者一些出身農村但后來受過良好教育、不再生活在農村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是站在農村外面為所謂“凋敝”唏噓。他們覺得,如果沒有那么多人“逃離”,留下來的不只是老人,就能實現繁榮,同時竭力維持著世外桃源的想象,好讓他們在城市的嘈雜之外保留一個精神寄托。這其實是帶有煽情、夸大色彩的,同時也不大公平。事實上,年輕一代如果發現更好的個人發展機會,是可能去任何地方的,包括返鄉,正如一些老人會進城去和子女同住,給他們帶孩子,我覺得不應該下過于絕對的結論。

對于農民工群體“城市融不進,農村回不去”的尷尬境地,我也有不同看法。我覺得如果戶籍制度有所改革,流動到城市的農村人口就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落腳城市”,農民工也就是正常的移民群體。而他們心理、文化層面上的挑戰,對于所有的移民而言都是一致的。

以我自己為例。我1986年到美國,現在待了33年了,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融入這個國家,同時我也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回到”中國。這和“城市融不進,鄉村回不去”的農民工有多大區別呢?有時候我覺得愿意移民的人本身是要具備一定心理素質的。我具備比較強大的對多元文化的包容精神,所以反而不那么需要認同,不那么在乎融入,而是徹底地享受多元文化所提供的豐富資源和自由選擇的生活狀態。或者說,我覺得處于一種中美文化中間地帶也是全球化時代獨特的認同。假設沒有戶籍制度的束縛,新移民“回不去,融不進”的心理狀態到底有多么“尷尬”便值得討論。我認為這是處于全球化時代的我們多少都要面對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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