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孫琳琳       2019-10-15    第549期

(第549期嘗鮮)有十八個理由錯過敦煌,但敦煌還在這

作為“一帶一路”上的重鎮,作為中華文化和中西交流的備份,敦煌一直在這——這是命運,是奇跡,也是虔誠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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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一個地名、一段歷史、一門學問、一種藝術、一份念想。它神秘又慷慨,荒涼又瑰麗。從長安到羅馬的古代貿易高速公路在此中轉,蘊藏中華文化精髓的735個洞窟、5萬多件典籍在此珍藏。2130年來,我們無數次差點與它失之交臂;幸運的是,今天我們仍可在此稱頌它無可比擬的美。

如果敦煌不是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交匯的要沖,不是千里荒漠中唯一適合人類居住的綠洲,不是中原商隊出陽關和玉門關的分岔路口,不是佛教傳入中國并落地生根的第一站,便不會成為旅人的歇腳之地和貨物的中轉站,也不會成為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關鍵點。

如果公元前140年張騫沒有自告奮勇出使西域,如果他死在匈奴人帳下或在被匈奴人扣留的14年中的某一年放棄了完成使命的努力,敦煌就無法直接與中亞、西亞相連,德國歷史學家李希霍芬就不會想到“絲綢之路”的名字,核桃、葡萄、石榴、蠶豆、苜蓿就沒法在中原栽培;胡琴和汗血馬不會傳入,蠶絲和冶鐵術也不會輸出。

如果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沒有設置河西四郡,沒有從內地遷移居民到敦煌郡屯墾戍邊,就不會有敦煌崛起為六縣之首、到漢平帝元始二年(2)人口超過3.8萬人的結果,也不會有漢朝邊境的鞏固,絲綢之路的繁榮。

如果366年的那個傍晚樂僔和尚化到了齋飯,如果他不是走到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再也走不動,如果他來晚了或來早了,如果他不巧背對著三危山的方向以致錯過夕陽金色的余暉,他就不會產生偉大的幻覺,看見三世佛、菩薩和飛天在金光中一齊顯形,也就不會開鑿出莫高窟的第一個洞窟。

如果534年北魏孝武帝元脩沒有脫離權臣高歡從洛陽逃到長安,如果第二年他沒有被宇文泰毒死,就不會有西魏,也不會有西魏宗室東陽王元榮統治敦煌近20年,從而開鑿出后來編號為246、247、249、285、286、288、431、432、435、437共10個洞窟,貢獻了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造像風格,拉開千年石窟藝術的大幕。

如果敦煌不是一個全年日照超過3246小時、蒸發量2486毫米、平均降水量卻只有39.9毫米的干燥之地,如果這里不是夏天可以熱到40℃以上、冬天可以冷到零下20℃以下的西北城市,如果它不是被沙漠戈壁環繞,也不可能留住10世紀之前的壁畫,讓今天的訪客重歷當年的盛況。

如果848年張議潮沒有揭竿起義趕走吐蕃、收復瓜州,如果他的十支信使隊伍都沒成功將求援文書送到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的大唐天德軍駐地,如果悟真和尚走了兩年也沒能從河西隴右走到長安報捷,如果沒有歸義軍守護敦煌邊陲近200年,敦煌就無法與大唐通氣,河西走廊就不會打開,絲綢之路就不會暢通。

如果不是1697年康熙平定了準噶爾部叛亂,如果不是1725年雍正設沙州衛從甘肅五十六州縣向敦煌大規模移民墾荒,就不會有1760年乾隆改沙州衛為敦煌縣,敦煌可能就無法擺脫明嘉靖年間封閉嘉峪關后造成的沒落命運,也不會有今天雜糅了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特色的敦煌文化,更不會有敦煌曲子戲的誕生。

如果王圓箓不是退伍之后無家可歸當上了道士,如果1898年他沒有從陜西來到莫高窟,并愿意在此清理洞窟積沙,如果1900年初夏他雇請的敦煌貧士楊果沒在第16窟內設案接待香客,且在洞窟北壁上磕煙袋鍋子,就不會有藏經洞的發現,以及日后引發的種種爭議與爭奪。

如果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沒有從匈牙利地質學家拉喬斯·洛克齊那里聽說敦煌,如果1907年初春他沒有搶在伯希和之前到達敦煌,和正為建道觀四處籌錢的王道士說上話,如果他強行收買而不是自稱“玄奘的崇拜者和追隨者”,他不會得到“狡猾機警”的王道士的信任,也無法獲得包括8082卷經卷、20卷木板印刷本和圖畫、繡品等在內的29箱共9000多件文物,大英博物館就不會有一個堆滿敦煌經典的“斯坦因密室”。

如果伯希和沒有收到伊犁將軍長庚贈送的唐代佛經寫本,如果他沒有緊隨斯坦因的腳步于1908年來到莫高窟,如果他不是精通漢語而要倚仗翻譯、在藏經洞待了三個星期翻閱了每一本經卷,如果他沒有將藏經洞最精華的6000多卷寫本和200多幅畫卷帶到法國,就不會有敦煌學成為世界顯學的奠基。

如果1935年的那個秋日,常書鴻沒有在巴黎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翻到伯希和主編的《敦煌石窟圖錄》,他不會歸心似箭,如果1942年他沒有應承徐悲鴻擔下籌備“敦煌遺書研究所”的重任并忍受苦咸的水和冰冷的洞窟環境,如果研究所被解散后他沒有領著大家堅持臨摹,就不會有今天的敦煌研究院,也不會有莫高精神的傳承。

如果1938年李丁隴像“赴敦煌探險隊”里的其他11個成員一樣剛到嘉峪關就退縮了,如果他沒買到皮襖和氈靴,如果往西走了一個月他也沒能走出荒原,如果他的草鋪上沒有那床破被子,如果他爬樹上洞窟時摔死了,如果他畫不完“極樂世界圖”,如果他沒在西安辦成“敦煌石窟藝術展”,那張大千就不會產生去敦煌的念頭,于右任也不會去敦煌考察。

如果張大千變賣200張古畫和家產也沒湊夠5000兩黃金,如果他沒有從青海塔爾寺請到喇嘛畫僧昂吉、三知、格郎、羅桑瓦茲和杜杰林切做幫手,如果他沒有從西藏搞來石青、石綠和朱砂,不會種菜、養鴨、采蘑菇,如果他沒有深夜趕畫寄回四川托人代售籌款,如果1943年3月22日那個清晨他被土匪打死了或者三個月后在榆林窟被阻道的野狼吃了,就不會有276幅敦煌壁畫臨摹品,不會有蘭州、成都、重慶、上海、東京摹本展的轟動,不會有敦煌熱,也不會有他晚年潑墨潑彩畫風的發端。

如果沒有20世紀上半葉劉半農、王國維、陳垣、陳寅恪、向達、王重民、姜亮夫、王慶菽等學者的開拓,如果沒有上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武漢大學、蘭州大學等十幾所高校相繼成立敦煌學研究所,如果沒有來自日本、法國、英國、匈牙利、荷蘭、意大利、德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學者持續投入研究,敦煌的遺產就無法被理解,融匯了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大文明的敦煌文化就無法既在中國也在世界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1979年平山郁夫沒有到訪敦煌,就不會有日本援建敦煌石窟保護研究陳列中心。如果不是他向敦煌研究院捐款2億日元,就不會有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如果他不是一生70多次沿絲路考察的虔誠敦煌粉,就不會有敦煌向東洋畫學生敞開大門,也不會有一代代敦煌畫家赴東京藝術大學進修。

如果不是75年間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來到敦煌,愛上敦煌,守護敦煌,如果沒有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帶領敦煌人所做的保護、開拓和研究工作,敦煌就不會起死回生而光耀至今,也不會顯現出藝術的新路。

如果沒有每年超過1000萬游客慕名而來,如果沒有官博36萬粉絲為莫高窟點贊,如果沒有夜夜座無虛席的《又見敦煌》,如果鳴沙山不是遍地翻滾著大媽和絲巾,敦煌之魅就不會留在更多人眼里乃至心上,被帶到更遠的地方。

幸運的是,以上所有的如果都沒有發生。

自漢武帝設置敦煌郡至今,敦煌歷經2130年興衰,今天仍是中國最神秘、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僅2018年就有1077.3萬人次造訪敦煌。兩千多年來,此地繁華過也沒落過,絲路商隊、修行僧侶、鎮守將士、異族政權、戍邊移民、學者畫家、粉絲游客,各色人等滑過敦煌,留下創痛,也留下物產、方言、文字和曲藝。黃沙蓋不住月牙泉,也掩不住朱砂、石青和云母的壁畫。作為“一帶一路”上的重鎮,作為中華文化和中西交流的備份,敦煌一直在這——這是命運,是奇跡,也是虔誠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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